饿殍遍野与畅游长江 ——评刘白羽的《长江三峡》

读完苏教版语文必修三里的一篇课文：《长江三峡》，心里的确有点教参上说的“文章气势壮阔，格调高昂”之感。但却没有进入后面那句“读起来扣人心弦，使人精神振奋”（见苏教版语文必修三教学参考书第8页）的境界。等到我看到教参上介绍本篇课文的第一段文字时，刚有点振奋的精神像被泼了盆冷水：“刘白羽的《长江三日》（《长江三峡》节选自《长江三日》）是现代散文的名篇，写的是作家乘“江津”号自重庆顺流而下，穿过三峡的沿途见闻与感受。文章写于1960年，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是大跃进之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从文学上讲，当时的文坛进入了一个宏大叙事的“抒情时期”，这种抒情性是通过对客观景物的描写来表现的，传统的借景抒情手法在这个时期所抒发的不是个人的小体验、小感触，而是借自然景物的秀美与崇高来隐喻时代的美好与崇高，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就是这种宏大抒情的典型代表”（见苏教版语文必修三教学参考书第5页）。

教参的编者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既然说了文章写于1960年，“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是大跃进之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那为什么又说作者“是借自然景物的秀美与崇高来隐喻时代的美好与崇高”？一个面临着严峻所谓“自然灾害”的年代怎么又成了一个“美好与崇高”的年代呢？换句话说，在一个面临着严峻所谓“自然灾害”的年代，作家却寻出了“美好与崇高”，这样的作家良知何在呢？他到底是在为谁而写作呢？

“三年灾害”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一是造成灾害的原因。据百度百科（在维基百科上搜索“三年灾害”，结果网页打不开，试了几次都没用，否则我不会用百度百科）上说：“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至于灾害的成因，百度百科上说：“根据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万人民，并非死于中国政府无意造成的“错政策”，3000万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她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年、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很多人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性后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况。”面对残酷的三年灾害，不知刘白羽先生在哪里发现了“时代的美好与崇高”？这位被称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写作”的作家是否知道食不果腹的人民连逃荒的自由都没有？是否看到了遍野的饿殍与人相食的惨象？在这样的劫难面前，有哪位“人民”还有心情来鉴赏他的《长江三日》呢？

人们常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但在灾害与苦难中去刻意寻找美、颂扬美、虚假地陶醉在美的享受中就是一种心灵的扭曲。鲁迅说：“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刘白羽不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而是在劫难的烈焰中，在劫难后的废墟上寻出美来，赞叹、陶醉。我不喜欢那种标榜为某某阶级而创作或为谁谁谁而创作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往往很虚伪。我只敬仰那些为自己的良知而创作的作家，甚至还称不上作家的人。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首先应该反映时代真相。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可惜这样的闯将向来少有。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确该先从睁了眼看开始，先敢于正视，才敢于直说，敢于直面。“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不错，但我们对生活中的“不能承受之丑”也总不该闭眼吧。生活中的“不能承受之丑”我们可以闭了眼，假装没看见，但“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却是要身受的。一个被称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写作”的作家居然感受不到那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年代人民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看不到不可一世、胡乱“指点江山”的“不能承受之丑”，却乘着“江津”号轻飘飘地畅游长江，还写出了《长江三日》这样“气势壮阔，格调高昂”的游记，这算哪门子“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写作”的作家呢？

对时代真相的闭目塞听源于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失，源于悲天悯人情怀的缺失。一边是饿殍遍野的惨象，一边是畅游长江的激情澎湃，我感到一种深深的荒诞感。是的，生活本就是荒诞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荒诞？是选择逃避还是直面？法国作家加缪面对现代工业社会对天然人性的压抑与摧残，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局外人》；面对蔑视生命、践踏生命的法西斯主义，写出了义无反顾地反抗荒诞、捍卫生命的小说《鼠疫》；面对苏联的乌托邦神话，他更是以一颗诚实的心与敏锐的洞察力写出了反对”绝对”、反对过度革命、反抗极权主义的《反抗者》。但徐白羽根本没有加缪那种反抗荒诞的巨大勇气与执着精神，他所有的只是“气势壮阔，格调高昂”背后的冷漠。我始终觉得一个伟大的作家应该在他所处的时代有担当才算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写出了悲愤郁积、气壮河山的《纪念刘和珍君》，其浩然正气与丈夫气概足以傲视当时的所有文人。就连宣布闭门喝茶的周作人也没有对此事闭门不谈，而是专门写了文章来谈这件事。在苏联集权主义铁丝网的严密禁锢下，支撑索尔仁尼琴写下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岛》的正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古拉格群岛内难友们的血泪和惨叫。正是这种精神让索尔仁尼琴冒着生命危险经营其“地下文学”，将难友们的悲惨遭遇写出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索尔仁尼琴的写作不是优雅的，甚至不是美的，而是锥心泣血的。

朱自清写过一篇著名的写景散文：《荷塘月色》，虽然我不喜欢文中生硬的语言与堆砌的辞藻，但我却被文中的“颇不宁静”所打动。钱理群在《关于朱自清的“不平静”》一文中说：“他（指朱自清）被‘南方这一年的变动’，即国、共分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哪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朱自清在《一封信》里说：“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钱理群说：“这种‘战栗’既包含了对放弃了社会‘责任’的负罪感，又来自过于狭窄的个人天地将导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机感。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然而，在《长江三峡》一文中，我没有看到类似于这种“不平静”的情感，有的只是作者对三峡壮丽景观的惊叹与陶醉。

就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没有鲁迅的勇气，也没有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力量，甚至连朱自清的“不平静”也没有。是的，很多时候，表达真实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我想一个有良知的人就算不敢表达真实，他也不会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岁月里去畅游长江并且写出那样“壮美”的游记。1949年后的沈从文几乎放弃了创作，戏剧家曹禺也只有很少的著作。是的，既然我不敢表达真实，那我选择沉默好了。

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似乎很难说清。就我而言，我觉得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缺失了，而且我们似乎也丧失了发现美的眼睛。但丑陋却无处不在，而且很多都是“不能承受之丑”：道德底线像河堤一样被一次次冲塌，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很多潜规则早已浮出水面，变成被大多数人遵守的明规则；很多时候，人们不再有耻辱感，耻辱与残忍已经成为一种让人欣赏的“能力”；公平匮乏的社会，渴望公平却从来不关心别人的不公平的人们；潮水一样向前涌动的人群，没有人有机会也没有人有意识去思考我们到底要涌向何方，更忘了我们从哪里来……。还有那些“不能承受之重”——这个是不用用心去发现的，这个是我们身受的，我们的背脊能时刻感觉到它们的重压。但有没有能表达这些的作家呢？更重要的是，作家们有没有表达真实的空间呢？当然空间是不能抹杀的，但假如空间很小——连一部《蜗居》也放不下的那点空间，让作家们怎么去表达呢？另一个更更重要的问题是，作家们在争取表达的空间吗？